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憶千帆老師:不思量 自難忘
發佈時間:2016-04-25 13:39  作者:  來源:  

作者:吳志達

1956年,在“向科學進軍”的氛圍中,我和北師大的同窗郝延霖君,同時考取了武漢大學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(當時學習蘇聯稱副博士研究生),導師就是我們仰慕的程千帆教授。我們的研究方向是宋元明清文學史。還有兩位“老武大”吳代芳、蘇德雲君,也是程門弟子,而研究方向則是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史。在我們報到後的第二天晚上,由代芳陪同我和延霖,登程門拜見導師。

 

一、熱情爽朗,博學卓識

程先生當時才四十出頭,容光煥發,風度瀟灑,熱情爽朗,和藹可親。而對我們學業上的要求,又是極其嚴格的。在他聽了我們簡要的情況介紹後,明確地指出:第一,在對本研究方向學術領域有較全面瞭解的基礎上,結合國家所賦予的使命——在高校獨立任課或科研機構承擔科研任務,擬訂研究計劃,交一份給他,然後約定時間專談研究計劃的問題。第二,學術研究,當然要出成果,但是切不可急功近利,把基礎打得寬厚一些,要像金字塔那樣,絕不能像根電線杆。你們是經高教部統一命題考試錄取經我考察同意才進來的,無論你們在讀本科時期的成績如何,但研究生是一個新的起點,要有新的奮鬥目標。你們的研究方向是宋元明清文學,但也須熟悉先秦兩漢的主要典籍,不然,以後就會吃虧。漢魏六朝小説,唐人傳奇,對後來的戲曲、小説,影響深遠,不溯源難以窮流,廣博才能專精。第三,視野要寬闊,從事古代文學研究,要懂古代文學理論批評,外國的文藝理論也要學,但是不能生搬硬套,中國有自己的理論批評特色,系裏特請劉弘老(永濟先生)為青年教師和研究生講授《文心雕龍》,認真學,必有收穫。理論批評要與文獻考據相結合,既不能作空疏之論,也要避免煩瑣的史料堆砌。他強調要注意文學與歷史、哲學的關係,把文學放到一個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來研究。聽師一席話,頗有茅塞頓開之感。

我們每週聽他講三次宋元文學史課,隔一週彙報一次學習情況,談學習心得和有關問題。從他的講話和佈置的工作中,我們感受到程先生既重視培養研究生獨立思考和研究問題的能力,又重視基本功的嚴格訓練。先從分析某篇有一定難度的具體作品做起,然後寫讀一個作家集的札記,對他的《宋代文學史》寫出最簡煉的《四庫全書提要》式的評述,能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見,進而選擇一個作家或某個有爭論的學術問題寫論文。儘管他的工作很繁重,但凡是我們交的各類性質的文稿,他都仔細批閲。我的課程論文選題是《王安石詩初探》,郝延霖的選題是《論蘇軾詩》,他贊同我們的選題,隨即從他的藏書中抽出李壁《王荊文公詩集箋註》和蔡上翔《王荊公年譜考略》借給我;將王文誥《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》和《蘇詩總案》借給郝延霖,這些都是線裝善本書。他還用大牛皮紙資料袋裝了一大袋芝麻花生糖給我們。臨別時饒有風趣地説:“各有所攜,滿載而歸。”爽朗的笑聲,彷彿猶在耳際。

我的處女作《王安石詩初探》,他批閲後親自送到我們的宿舍來。在他的鼓勵下,我將文稿寄到《文史哲》編輯部,當年(1957年)12月號就發表了,而程先生卻因誤入“陽謀”的羅網已被貶至系資料室工作。據在場的人説:“當時程先生看到你在《文史哲》上發表的文章,真是喜顏於色,好像比他自己發表文章更高興。”這就是一個教師的心情。

程先生很注意學術動態,為了準確掌握學術發展歷程,培養我們寫卡片的習慣。他設計了卡片樣式,印發給我們研究生和幾位助教,在他指導下,對中國古代文學史從辛亥革命以來的研究資料,作了普查,分工協作,做出系統的、較為完整的資料索引卡,經複製,我們每人都有一套。我參加工作後,住在湖邊三舍,在“文革”中,把教師集中到學生宿舍,讓學生監管教師,而“宣傳隊”佔住湖邊教師宿舍,把我積累十年滿抽屜的卡片,當作生爐子的佳品燒光了。

 

二、諄諄善誘,才華橫溢

聽程先生講課,真是高層次的藝術享受。他學識淵博,才華橫溢,語言雄辯,使聽眾深為感佩。他總是在講課前,把講義鉛印發給學生。這對學生來説,無疑是方便多了。但對教師來説,把自己的“祕密武器”事前交給學生,卻是一種高度自信的表現。在當時(1956—1957)我們所見到過的文學史著作中,還沒有如此詳備豐贍的同類著作。由於眾所周知原因,這部到1988年10月才定稿的《兩宋文學史》和2013年才出版的《元代文學史》,雖然前者經吳新雷教授、後者經我協助修訂,對某些章節“做了填平補缺的工作”,宋元文學史總字數近八十萬,但其初稿即當年所印發給學生的講義規模,已頗為宏大,涉及此前同類著作中許多不曾或甚少論述的領域。儘管論點、史料、考據、鑑析諸方面,在講義上都已備載,而千帆老師的講課卻仍然具有很強的魅力,總覺得聽他講課有新的收穫,講義之外還大有學問。他的課堂語言,流暢精警而遊刃有餘,抑揚頓挫,觸處生春;比譬形象生動,而又具有雄辯的邏輯力量;批判反面人物或醜惡現象語言犀利而又富幽默感。神態嚴肅而又自然。內容比講義上所寫的更深化、更豐富了。“老武大”的友人説:“程先生上課,三分鐘就可以把學生帶進藝術的境界。”信不虛也。

千帆先生才思之敏捷、記憶力之強,也是令人佩服的。如果説在課堂上很少看講稿,能把講義的內容既熟練又生動、引人入勝、條理清晰,有如行雲流水似地表述出來,可以理解為備課充分;那麼在課外,例如我們和他談研究計劃、論文綱要,或是談某個學術問題,每當涉及某個作家的作品或相關史料,他隨口就能指出見於某書第幾卷,甚至把原文背了出來,對版本的優劣,也很熟悉。這固然與他早年在堂伯父君碩先生辦的“有恆齋”私塾學習我國古代主要經典著作有關,即所謂“童子功”很紮實[1],也與天賦的聰明才智分不開。我們今天沒有重走讀私塾的可能與必要,但凡有志於研究我國傳統文化之士,在上中學、乃至大學時期,在我國古代主要典籍方面,多下點功夫,也是能見成效的。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:程先生之所以能成為當代大師級的學者,具有廣闊視野和高度開放的現代意識的學界領軍人物,與他從初中三年級開始到大學畢業,去南京接受現代教育密切相關。當時的金陵大學(包括附中)和中央大學可謂大師雲集,教師可以在兩校兼課,學生可以在兩校聽課,像黃季剛、胡小石、劉衡如、胡翔冬、吳梅、汪闢疆、林公鐸、汪東、王曉湘等名師的課,他都認真的聽了,轉益多師,融會貫通,與時俱進,終成大家。他的專業是古代文學,但對中外文藝理論和現當代文學創作都很關注。因此,在他當系主任期間(1947—1952),凡是無人肯教的課,他都自己來承擔,例如應歷史系系主任吳於廑之邀,講一年制每週三節課《中國文學通史》,沒有人願意接受這種製作“壓縮餅乾”似的任務,吳於廑先生是他的好友,盛情難卻,他就自己去講這門課,因他取捨得當,突出重點,講授生動,效果很好。收在他的全集第十二卷的《程氏漢語中國文學通史》,就是在當年講義基礎上修訂的,具有鮮明的特色。例如明代興起的八股文,以往的文學史著作大都視八股文為反面教材,花極少篇幅,點到為止;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,我接受教育部授予編寫《明清文學史明代卷》的任務,千帆老師就曾囑咐我:“應將八股文列專章”,我從明代文學的全局考慮,原則上接受老師的意見,八股文的篇幅、內容相當於一章,但在編目上卻列為節。程氏著文學史則把八股文列為專章,敍論允當,在眾多文學史著作中可謂首創。再如原由麗尼(郭安仁)教文藝學,人調北京後,這門課沒人承擔,程先生就自己來教。還有當時四年級的寫作課,教寫總結、寫報告之類,也沒人願意幹,他也就自己去教,效果都很好。這都與他豐富的知識結構、廣闊的視野、接受新事物新知識的能力密切相關。

 

三、學術帥才,善於創新

在上個世紀那場“擴大化”運動之前,武大中文系教師陣容之強盛,在全國都是頗有名望的。老先生有以劉永濟、劉博平、徐天閔、黃焯、席魯思為代表的“五老”,中年教師有以程千帆、劉綬松、袁昌英、沈祖棻、李健章、周大璞、胡國瑞、李格非為代表的“八中”。1956年《文學研究》(後來改名為《文學評論》)初創,特聘劉永濟、程千帆兩先生為編委,由此可見一斑。

程先生既是學識廣博的通才,又是由博返約,學有專精的專家,畢生著作等身。他作為教師,與科學院的學者在科研項目方面有明顯的區別。教師所面臨的任務,首先是教學,科研方向與教學活動密切相關。宋代思想家、文學家朱熹《觀書有感》詩云:“問渠那得清如許,為有源頭活水來。”教學活動過程,正是教師從事學術研究的“源頭活水”,程老師的絕大多數學術著作是在授課的講義基礎上,不斷修訂、充實、提高而成為佳作的。每部著作都有其鮮明的特色,具有學術個性。特別是像文學史這類著作,無論是通史還是斷代史,在有幾家著作問世的情況下,難免會有所雷同,而他卻能在略有所同的情況下突出其所異。這在前面提及的《程氏漢語文學通史》、《兩宋文學史》、《元代文學史》等著作中,就足以見出其學術共性與個性。武大在四川樂山時期,他為教學而寫的《文論十箋》、《史通箋記》、《校讎廣義》等專著,別人似無同類著作,其學術個性似更突出。1957年參與“鳴放”而獲罪,冠以“右派元帥”稱號,先後下放八里湖、沙洋農場勞動,其間有一段時間,正是1961年大饑荒之時,放寬政策,讓“右派”回校做教輔工作,程先生回到中文系資料室,他不僅把資料工作做得非常出色,各個學術專題剪報、資料卡片齊全,還利用掌握學術信息的有利條件,在業餘時間作學術研究。收在先生《全集》第八卷的《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》和《古詩考索》中的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考據文章,就是在這期間寫的(每篇末尾,標明寫作年月)。他是那種得一支點就能創造奇蹟的人。“史無前例的浩劫”,他當然在劫難逃,豐富的藏書被抄散,《金瓶梅》、《西廂記》之類小説、戲曲通俗讀物,被造反者搶劫,著作手稿當作罪證沒收。大約1973年前後,原中文系所在地“工農樓”一間堆放雜物的房子,發現一口鐵鍋中堆滿寫有程先生姓名的手稿,沈先生得知,如獲失而復得的至寶,抱回家去,其中就包括上述書稿,《校讎廣義》稿已黴爛不堪[2],劫後倖存,亦是奇蹟。

他文史哲兼修,學貫古今中外,在文獻學、古代文學、古代文論三大專業領域,都取得被學術界公認的建樹。在古代文學方面,貫通文學史,尤精於詩,特別是唐宋詩,這是有豐厚家學淵源的,他的叔伯祖父、父親,都是著名的詩人。他不願意搞選本,只因為教學工作需要,才與先師母沈祖棻合作搞了從漢魏六朝以迄唐宋的《古詩今選》,具有鮮明的特色,選篇精當,一些藝術性可謂上乘而一般人認為思想性不強的,他們選了,例如張若虛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程先生曾多次講授《杜甫研究》,也出版過《宋詩選》,但最後作為專項科研成果收入《程千帆全集》的是《杜詩鏡銓批鈔》、《讀宋詩隨筆》。還值得一提的是《被開拓的詩世界》一書,是與莫礪鋒、張宏生合作的,但最具創意的一篇,《一個醒的和八個醉的——讀杜甫<飲中八仙歌〉》,為程先生所獨撰。據我所知,還有一些論文,例如研究辛棄疾、元好問的論文,均未收入《全集》,我體會其用意是:去除一般,獨存精髓,不追求字數之多,而重視質量之高,保留真正是獨創性的成果。前《文學遺產》主編徐公持曾説:“當代學者,研究中國文學取得最高成就的是南方程千帆,北方錢鍾書。”這是很公允的評價。

無論在武大,還是晚年到南大,凡是經他傳授的入門弟子,在教學與科研事業上都有所成。我國的第一個文學博士莫礪鋒,就是他培養的。他的人格魅力,具有極強的凝聚力。誠如王瑤先生所稱讚:“程千帆很善於帶學生。”在他指導下學習和工作,有如沐春風之感。每當我在治學上遇到困難或有所猶豫時,他就用巧妙的方法開導我。例如我感到撰著《中國文言小説史》戰線太長時,他就引用荀卿名言寫了條幅“鍥而不捨,金石可鏤”,託張三夕師弟帶給我,並題寫我的書齋名為“穿石居”,每當抬頭見此教誨,懈怠頓消。此書完稿後,他審閲了書稿,並撰序一篇,以示鼓勵;同時交給我一副重擔:任《中華大典文學典明清文學分典》主編,1200萬字,由我推薦副主編和選聘編纂人員,經費包乾,並囑我去南京參加相關學術會議。其間我向他提及一些棘手的問題,臨別時他將宋人方子通的一首七絕,寫成條幅贈給我:“溪流亂石礙通津,一一操舟若有神。自是世間無妙手,古來何事不由人。”我當然心領神會,要有善於處理複雜困難問題的方法和毅力。在一定的時間內,要完成巨大的文化工程,必須掌握一個方向性的基本原則,以確保《大典》的質量。他在來信中明確地提出衡量與把握質量的標準是:不誤、不漏,這個順序不能顛倒,力求不出錯誤是第一位的,因受字數限制,絕對不漏實際上是不可能的,但不該漏的儘可能不漏。我算是比較勤奮的,但也不免有偷閒懶散之時,為免誤《大典》重任,在給先生的信中,我請他寫一副鞭策性的對聯,他認為我有這種精神很合他的心意,很快就把對聯寄來了:“恪勤在朝夕;俯仰愧古今。”程先生組織、協調、領導學術羣體的才能,確實不同凡響,具有大師超凡的氣度,是學術上真正的帥才。可告慰老師的是:付出我們四代人辛勞的文化工程——整個《文學典》的六個分典,均已如期出版。

 

四、執着忠誠,窮而彌堅

千帆老師的心,是灼熱赤誠的,像爐火似的熱,又像秋水似的清。他的心總是那樣坦蕩透明,年逾不惑而心無城府。對家人温馨忠誠,對學生友人重信誼、篤真情,對事業執着追求,對國家和人民,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。

從1952年秋到1956年9月,沈祖棻先生應邀先後在蘇州江蘇師範學院和南京師大任教。沈先生的健康狀況不太好,所以總是程先生去蘇州或南京相聚。但他工作很忙,有一次為了能按約定的日期趕到南京,(當時一般只能坐船,需要兩天一夜34小時),他就急忙乘飛機如期赴約,那年代乘飛機可不像現在這樣容易。

1956年10月,沈先生調回武漢大學中文系任教,為祝賀他們全家團聚,全系教師和研究生在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舉行聯歡會。系領導和老師們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,在一片掌聲中,程先生神采飛揚、滿腔激情地吟唱了沈先生作的一首詞《浪淘沙》四首中的第一首,以表達沈先生抗戰時期的憂國之情,而與眼前的幸福歡快作對照。這也是當代文壇佳話。在家庭生活中,正是這種高雅温馨之愛的力量和傳統文化的精神支撐,使程先生在遭遇“擴大化”運動的沉重打擊,以及“史無前例”的浩劫中,能夠堅強地度越困阨不堪之境。千帆師被貶謫到農場從事懲罰性的勞動,在他們來往的書信或所作的詩歌中,抑或偶獲恩准得以回到學校最荒僻的窮巷陋室少聚,都洋溢着人間苦澀而又深摯的至情。他們既是患難夫妻,又是文章知己。先生秉性曠達爽朗,對於“以非罪獲嚴譴,廁身芻牧者垂二十年”的不公正待遇,並不十分介意。唯沈先生的不幸車禍慘死,心靈受到重創,既悲且憤。那是在1977年6月間,我聞此噩耗,顧不得會不會挨批判,前往他家弔唁。先生的愛女麗則在門外洗衣服,雙眼紅腫,哽咽着説:“爸爸在屋裏。”我走進房門,只見千帆師孤零淒涼地坐在書桌旁,左手纏着繃帶懸掛在脖子上。目視此情此景,黯然神傷。我們緊握着手,好一陣子説不出話來,唯淚眼相對,心靈共鳴,同命相憐。我們師生兩代人的命運何其相似,蒼天為什麼這樣冷酷!

我國自古以來正直的知識分子,有關心國事民瘼、直言敢諫的傳統,而這種諍諫精神,又往往與對“聖君英主”的理想和希望聯繫起來。有一次,我和延霖去程先生家,與他談學術問題,談及宋明理學與士大夫的精神面貌,他對明代嘉靖年間一批正派士大夫為國家民生大計“苟利社稷,死生以之”的品格,深為讚賞。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認識,就是每個時代,每個階級,都有自己的忠臣。所謂忠臣,就是意識到社會的憂患,具有責任心和使命感,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,置個人榮辱得失於度外。正基於這種思想認識,當1957年春邀請知名人士出席整風座談會的時候,很多人都和程先生一樣,本着“知無不言,言無不盡”的精神,坦誠地直抒己見,誰也沒有料想到,會上發的讜言,竟成了入另冊的罪狀。

直到1975年,終於盼到了“烏頭白,馬生角”,程先生戴了十八年之久的右派大帽終於摘掉了。又立即奉命“自願退休”。説起摘帽,不能不令人對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產生由衷的敬意。那是在沙洋農場,程先生駕着牛車順着下坡路疾奔,前面卻來了一羣放學歸家的小學生,眼看就將出現牛車撞倒一羣小學生的慘劇,在這千鈞一髮之際,先生毅然跳下牛車,牽着牛鼻子拐個彎,小學生免遭橫禍,而程先生自己卻折斷了腿骨,受重傷卧牀幾近一年。正是這種捨己救人的壯烈行動,感動了“上帝”,在他所屬那個班組羣眾的強烈呼籲下,才摘掉那個帽子。

一個長於治學、才華出眾的學者,正當年富力強之時,被迫“放下了筆桿子,拿起了放牛鞭和糞耙子”,確實是非常令人惋惜的。我感到欽佩的是,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,只要有可能,他就悄悄地拿起書本或揮動筆桿。在十八年間,大約將近一半時間是在校內農場或中文系資料室工作,白天放牧或到資料室坐班,晚間回家,與沈先生論詩談文,讀書寫作,照舊不誤。在沙洋農場勞動時,還利用晚上開放圖書館之機,認真地讀了漢隋八代史。特別是在奉命退休,成為街道居民後,更加專心致志地從事學術耕耘。1978年春,我去看望他時,看見在他書桌右側牆壁上,貼着一張毛筆寫的紙條,上書“一寸光陰一寸金,寸金難買寸光陰。他對我説:“這看似老生常談,我就是要以惜分陰的精神,把失去的時光奪回來。”這不是空話。我每次去看他,他都在伏案寫作,以每天寫三千字左右的速度,整理沈先生遺留的論著和詩詞創作稿。左丘明、屈原、史馬遷等古人發憤著書,大概就是這種精神。明乎此,就不難理解,從1979年至1999年二十年間,程先生的學術成果,真可謂著作等身,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十五卷本《程千帆全集》是他生前定稿的,為紀念他百歲誕辰,又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經修訂的《元代文學史》,還有由師母陶芸編的《閒堂書簡》,從中可見對友人和學生的真摯情誼以及治學之道。他曾經用形象化的語言對我説:“一棵紮根深土的樹,即使把它的枝幹砍光了,也會萌發出新芽的”,實踐證明,這也是真理。

在1957年之前,沈先生就曾與程先生相約:“要在喝彩聲中退場。”於是程先生於1990年在一級教授的崗位上,聲望最為隆高之際,主動上書引退;而對培養青年學者和著書立説工作,仍然孜孜不倦。他是在2000年5月中旬主持通過《中華大典文學典》最後兩個分典《魏晉南北朝文學》和《文學理論》的樣稿論證會後,於6月3日溘然長逝的。他對學生的遺囑是:“在我身後仍能恪守敬業、樂羣、勤奮、謙虛之教,不墜宗風。”弟子們都銘記於心。

註釋:

[1]詳見《程千帆全集》,第十五卷《桑榆憶往》,第7頁。

[2]《校讎廣義》分版本、校勘、目錄、典藏四卷,晚年由其弟子徐有富協助重寫。

(作者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,本文原載《長江學術》2016年第1期,經作者授權轉發。)

 (本網編輯:肖珊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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